国经中心,这个经温家宝亲自批示成立的机构拥有超级阵容。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原主任王春正、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厉以宁、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国宝、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等数十位官员、知名学者、央企负责人位列其中。

　　ldquo;我只参加了一次会议,内容处于保密阶段,下一步具体怎么走,仍未明确。rdquo;4月6日晚,厉以宁在电话里告诉记者。

　　其实,早在成立大会上,曾培炎已经为国经中心标明了方向：着眼于国际经济方面的重大热点焦点问题,开展战略性、宏观性、前瞻性研究。

　　相当长一段时间内,中国民众对于中国专家的批评声音不绝于耳,称其为ldquo;砖家rdquo;。国经中心的成立,致使外界对其发展方向充满期待。

　　公共政策面临挑战

　　早在国经中心成立的前一天,3月19日,新华社《瞭望》杂志撰文批评中国智库专家两年来在经济预测上的拙劣表现。

　　《瞭望》称,2007年底,社科院某位经济专家强调4%是中国通胀承受极限,中国经济不会出现大起落。两个月后,CPI达到8.7%的高值,2008年急转下跌到12月份的1.2%hellip;hellip;

　　今年两会期间,有政协委员直言ldquo;淘汰一批经济专家rdquo;。

　　当前,国际、国内形势变化多端,宏观调控政策必须做到快速调整。曾培炎说：ldquo;这是对各国智库谋划能力的考验。rdquo;

　　ldquo;公共政策越来越复杂。民众对公共政策的形成关注度越来越高。rdquo;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薛澜说：ldquo;这对公共政策的形成是一个很大的挑战。如何筛选出正确的专家判断,避免政策重复,是当前的一个紧要任务。rdquo;

　　资料显示,中国研究机构为2500家,专职研究人员3.5万人,工作人员27万人。其中,以政策研究为核心、直接或间接为政府服务的ldquo;智库型rdquo;研究机构达到2000家。

　　而在新年初,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的《2008年全球智库报告》称,中国仅有74家被认可。

　　看领导脸色行事

　　调查发现,接受海外机构和跨国公司的资助成为国内很多智库的谋生手段。2008年,天则所共筹集资金461万,一半来自于国外赞助。

　　据《瞭望》报道,2008年3月20日,在欢送美国福特基金会中国的首席代表华安德离开中国时,400多名来自政府重要部门、科研、教学、政策咨询部门的知名专家学者表现出ldquo;求钱若渴rdquo;的状况。

　　与此同时,许多国内关键部门在制定政策过程中,为了防止泄密和干扰,在选择政策咨询机构方面越来越谨慎,刻意控制决策信息数据。

　　ldquo;尤其是经济学专家,数据要求得不到满足,做出来的研究成果可想而知。rdquo;薛澜说。他表示,官方智库既要面对生计问题,还要看领导脸色行事的情形依旧存在。

　　ldquo;官方智库独立性不够。由于其生存发展受到上级主管部门影响,批评主管部门,是不可能的。他们更多的是承担对政策的维护和解释功能。rdquo;茅于轼说。

　　一方面,根据目前的政策,非政府组织注册必须要找一个政府机构挂靠。据了解,90%以上的民间智库机构只能以企业的形式注册。ldquo;有的干脆就直接不注册,自己在家里搞。rdquo;茅于轼说。

　　另一方面,民间智库对政府的批评言辞激烈,造成其生存发展陷入困境,与政府对话机制很难形成。

　　ldquo;政府部门垄断已经成为一个既得利益板块,咨询服务已经被官方智库所垄断。他们很难愿意让民营部门进来分食这一领域的利润。rdquo;北京大军经济观察中心主任仲大军说。

　　空间仍未打开

　　美国政府很多高级官员来自于智库,卸任后又重新返回智库。相比之下,按照中国官场惯例,高级干部退休后,发挥余热的主要途径是到人大、政协等机构,但是,近几年来,一批高级官员选择在智囊机构发挥余热。

　　郑必坚在担任中国开放论坛负责人不久便提出中国ldquo;和平崛起rdquo;理论,很快为中央领导所接受,而这一思想一直是今天中国外交的主要思想。

　　国经中心引进了几位在任主管部门高官,这也使中国智库ldquo;上达天听rdquo;渠道更为畅通。茅于轼说,ldquo;思想就是为了让中央领导接受。思想影响政策,才是最终目的。rdquo;

　　ldquo;思想和政策的产出不可能长期被政府独家垄断,智囊机构也不可能完全由政府来操办,公平竞争的机制早晚要引入这一领域。rdquo;仲大军说：ldquo;将来也许会出现这样一种变化,原来政府的研究机构统统民营化,体制内和体制外的研究机构将在同一个竞争起跑线上。rdquo;仲大军设想的同一起跑线,还没有出现。

　　ldquo;难以说国经中心成立会带来变革,只能被认为是一个有益的尝试。国经中心成立,并没有新的空间被打开,也没有更宽松、更完善的环境被打开,中国智库还需要很长的路子要走。rdquo;薛澜说。

　　(据《时代周报》)

　　一个最高级别智库的成立,将改变中国智库格局,但是研究发现,这个新智库仍需要更宽松、更完善的环境,中国智库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

　　引退一年之后,71岁的前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再次出山。这一次,他有了一个新的头衔：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。

　　新闻背景

　　智库崛起之路

　　早在上世纪80年代,当时邓小平等领导人不断提出要实现ldquo;决策科学化rdquo;的口号,希望以此解决政策太过随意的问题。

　　改革开放以来,中央政府明显加强了在决策过程中对智囊机构的倚重程度,促进智囊机构在一定程度上成长起来。一大批人走出政府机关,创立研究机构。

　　仅上世纪90年代,林毅夫脱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,到北京大学创立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；1993年,茅于轼和张曙光、盛洪离开中国社科院,创办天则经济研究所；樊纲成立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；李凡从国外归来后,注册了世界与中国研究所；1998年,温元凯成立了自己的南洋林德咨询顾问公司。

　　2003年,国家发改委将ldquo;十一五rdquo;规划前期研究课题面向社会公开招标。这一做法一度引发了地方上的效仿。2004年1月,《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》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明确指出：ldquo;要使哲学社会科学界成为党和政府工作的lsquo;思想库rsquo;和lsquo;智囊团rsquo;。rdquo;

　　然而,直到2006年,中国智库意识到被动,开始寻求自主发展道路。2006年11月和次年7月,首届、第二届智库论坛分别在北京、上海召开,这两次会议中,民间智库大量缺席。